存在主义先驱阿尔贝·加缪在其195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中提出：“我们的使命或许更艰巨，即不让这个世界分崩离析。”这一言论强调了在动荡时期“介入”的重要性，即一种以寻求真相为首要目标的介入。
玛丽亚·桑托斯-赛恩斯在其著作《记者加缪：从阿尔及利亚到巴黎》中，深入探究了加缪作为记者时在实践这种介入方面的作用。从《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调查到《快报》的专栏文章，加缪始终忠于其对真相的承诺。
加缪在1944年写道：“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价值往往由其媒体的价值体现。”他认为，媒体应该解放于金钱，以真实和尊严来提升公众。桑托斯-赛恩斯的作品呼吁新闻业重振旗鼓，在信息泛滥和非理性蔓延的时代重新找回其高度和深度。
加缪的介入号召不仅适用于记者，也适用于公民。它要求我们寻求理解和知晓，即使真相令人痛苦。桑托斯-赛恩斯指出，如果没有记者的不懈努力，“我们将永远无法在一个一直变化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并且，从最直白的层面上讲，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在哪里”。
加缪和哲学家汉娜·阿伦特都认识到，当事实被扭曲或压制时，自由民主就会受到威胁。加缪认为，恐怖主义只是这场“血腥婚礼”的一部分，它以人民的恐惧和自由的削弱为代价。
桑托斯-赛恩斯强调，新闻业必须与国家谎言和意识形态偏见的传播作斗争。她指出，对事实真相的压制导致了一场非法的、造成大量死亡的冒险。
加缪拒绝安于现状，挑战那些为了迎合主流偏见而忽视现实的安慰性谎言。他认为，任何正当的动机都不能宽容谎言，因为对真相的沉默也是一种谎言。
加缪作为一名“极端自由主义者”，始终质疑自己工作的意义，忧虑新闻业对社会的影响。他认为，记者应该坚守岗位，通过追求真相来提升人类的福祉。
桑托斯-赛恩斯的著作邀请我们沿着加缪的脚步，将新闻与批评结合起来。介入是建立在根本民主之上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作为深耕“当下”的职业，记者可以通过知晓来解放弱者，为这一基本权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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