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年前爆发的甲午战争，对近代中国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战争失败的结局直接证明了1840年后中国以军事自强寻求国家自强的洋务模式并不可靠，需要探索新的自强道路，这使得这场古老的战争具有了超出军事本身的史鉴意义。
因为如此，对甲午战争的反思跨越了时间，伴随着中华民族探索伟大复兴的不懈征程，甲午战争也被常说常新，在今天依然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讨论和纪念，每每一些现实的话题，也常会被引出甲午之鉴。
不过很特别的是，历史上的甲午战争实际包括了陆地和海洋两个区域的军事行动，而今天关于甲午战争的话题，往往会被简化成甲午海战，很多时候，陆战几乎成了被人遗忘的地带。
1984年，甲午战争爆发90年纪念时，曾出版了甲午战争史学者孙克复和关捷合著的两部很重要的通史著作，一本为《甲午中日海战史》，另一本是《甲午中日陆战史》，将海战和陆战分列，研究者当时就是想以这样的方式提醒读者们甲午战争不仅有海战，还有陆战。
甲午战争中的陆战，地域上涉及朝鲜半岛以及中国的辽宁、山东、台湾。如果说海战是因为双方参战的舰队相对技术差距较小，战场博弈最为激烈而被人关注的话，陆战场上双方军队的技术差距大、战场博弈在很多时候几乎毫无悬念，但其结果却直接关乎到甲午战争的胜负，简言之，相比起海战，陆战实际上是甲午战争中直接决定胜负的部分。
甲午战争爆发时，中日两国的陆军处于不同的状况。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于1872年颁布征兵令，实行类似全民皆兵的义务兵制（年满17岁至47岁的男子需要服常备兵役，现役服3年，之后服4年预备役，再之后服5年后备兵役。其余不在常备、后备兵役的男子，可以编入国民兵役），彻底改革海、陆军的军制。至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由野战队、守备队、补充队、国民军构成。其中的主力是作为野战队的7个野战师团，即近卫师团和第一至第六师团，每个师团下辖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等单位，总计7个野战师团的兵力为123047人。在战时，师团可以单独承担军事行动，也可以根据需要将若干个师团组合为军，战时还将给军、师团配置野战电信队、兵站辎重等部队，并随行军夫（协助部队搬运物资的民夫）。
除7个野战师团外，日本陆军的守备队主要布署在各要地及国境承担防卫任务，如东京湾口防御、横须贺军港防御、马关海峡防御，包括后备部队（12个步兵联队、24个独立步兵大队、6个骑兵中队、6个炮兵中队、20个工兵中队）、要塞炮兵联队（驻守东京湾口炮台群、横须贺炮台群、马关海峡炮台群）、对马海峡警备队、北海道屯田兵团，总兵力97533人。
总计日本陆军的总兵力为220580人，在甲午战争中经过动员实际达到247113人，其中投入朝鲜半岛和中国战场的为178294人，投入战场的军夫总数约10万人。
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的高级将领多为参加过西南战争的旧军人出身，但是其中不乏拥有在旧藩开设的军事学校学习经历者，其中更有具备出国留学进修的经历，而中坚骨干的军官则多为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875年开学，学制3年，至甲午战争前毕业军官千余名），士官多为经过日本陆军教导团培训，总体上军队的专业化程度已经相当高。
在武器装备方面，日本陆军的基础武器型号已经高度统一，简省了后勤补给的难度，陆军所用的步枪主要是日本国产的村田式，火炮主要是大阪炮兵工厂生产的75毫米口径青铜山炮（轻量型的行营炮，便于在山岳地带行进通过）和同口径的青铜野炮（标准的行营炮），以及大阪炮兵工厂生产的90毫米口径臼炮、150毫米口径臼炮、120毫米口径加农炮等大型攻城炮。
和日本的情况相比，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的陆军情况要复杂得多。清王朝建设的北洋海军，之所以能够取得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建设程度，在于海军的建设是从一张白纸开始描画，所受到的牵扯羁绊相对较少。而陆军则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对其进行近代化改革并不容易。
甲午战争爆发时，近代中国的陆军分为经制部队和非经制部队两类。所谓经制部队，即由国家财政供养，拥有国家军队正式编制身份的部队，理论上可算作是“正规军”，主要是八旗和绿营兵。根据甲午战争前日本参谋本部整理的情报《清国陆军纪要》可知，当时中国的八旗部队总兵力250078人，其中驻防京师的禁旅八旗约15万人，剩余是分驻全国各地的驻防八旗。绿营部队的总兵力为440413人，分散驻防全国各地。八旗和绿营部队的总和约有近70万大军，但这两支军队的军制、装备都极落后，早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中已被证明毫无战斗力，除了极少数换用西式武器的部队外，更多的仅仅只具有维持内部治安的有限价值。尽管名存实亡，但由于是清王朝开国时依仗的根本军事力量，属于国家的根本制度，所以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时，仍是官面上中国的主力军，占用了清王朝国家开支的大端。
清王朝的非经制部队主要是乡勇，即勇营，以及按照勇营制度挑选绿营精锐编练的练军，都属于各地方自行招募、自己负担军费开销的临时部队，理论上是“非正规军”，没有国家编制，不具有国家军队的身份，但却扮演着主力军的角色。太平天国战争中，因为经制的八旗、绿营不堪一战，清政府被迫放开了招募乡勇、练军的许可，各地为了保境守土，官员、乡绅等纷纷在籍招兵买马，形成了湘军、楚军、淮军、嵩武军等等地域色彩非常鲜明的勇营、练营，勇、练部队多以乡情、亲情为纽带，内部凝聚力相对较强，且为了军事行动的实际需要，往往在财力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装备新式武器，甚至采取西法练兵。勇营、练军存在着兵为将有、派系林立、缺乏国家意识等陋习顽疾，且各地方的管理能力、财政状况好坏不一，也直接影响了各地勇、练军的数量规模和装备、训练水平，不过其战斗力远在八旗、绿营之上，是甲午战争爆发时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国防军，其全国总兵力虽然达到459367人，但其中真正具有战斗力的仍然是少数。
以当时全国而言，训练最优，战斗力最强的勇营、练军是驻扎在直隶的淮军和直隶练军，以及驻扎在山东、盛京等北洋沿海地区担负边海防任务的淮军、练军，其中又以直隶天津一带的驻军最为精锐，甲午战争爆发前，伴随着日本出兵朝鲜的咄咄逼人态势，为了决策应对战略，直隶总督李鸿章曾专门向清王朝盘点过这些军队的总规模，亮出了当时中国陆军的真正家底。
按照李鸿章的汇报，当时北洋地区的淮军、练军为：直隶驻扎在天津芦台、马厂、小站、北塘、大沽等地，以及古北口、宣化、遵化、山海关等地的淮军盛军（总统卫汝贵）、盛军飞骑马队（总统吕本元）、仁字军（总统吴育仁）、武毅军（统领聂士成），直隶练军（含正定练军、通永练军、古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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